老董走好

    3月24日，是一个晴朗了几天后，又淅淅沥沥下了两天小雨，让江南鸽友春赛前训放鸽子很为天气情况心焦的日子。据我地鸽友老董的家人讲述，那天晚饭后，老董像往常一样独自出门散步。七点出头，应是街灯齐放的时候，老董行至城南的沿河路皇朝休闲会所附近，可能是被旁边目击者的惊呼声惊动，他猛然转身，被后面开来已在路湿地滑的路面上刹不住车的三轮载客摩的撞着了正面。只听轰的一声，老董被重重地仰面撞倒，最要命的是后脑勺不巧摔在了人行道水泥沿上，当即血流如注，昏死过去。后来，闻讯而至的交警把老董送到医院拍片、实施开颅手术等紧急施救措施，但终因头骨已将脑髓损坏，在昏迷中挺了两天后，于26日晚抢救无效瞌然长逝。

    老董是我地赛鸽界资历最老的养鸽大户之一，他正值年富力强却突然英年意外早逝，在当地及周边鸽界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2月28日，我随县鸽会负责人一起带着一个大花圈、一挂长鞭和慰问金前往董府吊唁。我们把带去的东西交给老董牵头张罗丧事的连襟兄弟时，他却执意要我把鸽会花圈还是空白的两条挽联条写上。我推辞不了，便接过他递上的粗大毛笔在上联条上写下“董印书鸽友”，即停了下来，原拟接下来写“一路走好！”的，但因我起笔把字写得过大，后面的空白处已写不下四个字，我便征询老董连襟意见，他称省略“一路” 两字意思一样，于是我就接着写下“走好”，组成“董印书鸽友走好”的句子，并在句后重重地画了一个感叹号。然后在另一联条上以略小的字迹写上“崇阳鸽会全体叩挽”。可是几天后有个议论传到我耳中，使我非常震惊。据称有鸽友说我心胸狭窄，因这几年与老董的关系有隙，便借给老董写吊唁字句时发泄私愤，在老董灵位旁最显眼的大花圈上竟堂然写下了“老董走得好”意思的挽悼词。弄得我一时哭笑不得，欲言无语。天下事阴错阳差的情况确实不少，但在一个尚属社会边缘领域的休闲养性鸽事圈子里，咋就这么多事呢？

    没听到闲言碎语时我就非常感叹，生性争强斗狠的老董出事前两天还在与县内年纪相仿，近年赛鸽成绩不错的老朱提出挑战，在不日即临的春赛中进行PK。然倾刻间因与鸽友们阴阳相隔，一切咄咄逼人的劲头都随之烟消云散，不禁让我们生者也暗自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自省与梳理一番。未几，听到竟然有人称我幸灾乐祸的议论时，使我对老董生前生后的一些事情就不知不觉地想得更多了。这其中，自然没有那不屑一顾的对别人误解，抑或刻意曲解的辩解。因为人生在世，不论是在工作、生活上的打拼，还是兴味盎然地涉足鸽事，这样的事情都会经常碰到，如果凡事都去较真，哪有时间精力去做好自己手头上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更何况有些事情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去进行越描越黑的解释不仅于事无益，稍把控不当还会使自己陷于身心疲惫的境地。好在人在做，天在看，相信事情的是非曲直，涉事人的高雅与卑劣，众多鸽友的心中自有一杆秤来予以衡量，岂是几句连人东西都看不懂及故意断章取义的信口雌黄，或确有浅薄处时欲盖弥彰的解释所能左右的呢？

    让人一着非我弱，冷处理攻讦反而可在天更高、地更阔的时空里读鸽书，钻鸽棚，活到老，学到老，解决学而后知不足的问题。人非圣贤，难免都有短处，但只要人心向善，凡事在心灵上多往善良与美好处想，或能对提升与丰富我们的赛鸽文化，实现鸽文化建设从建国初期鸽友中也免不了的扫盲识字学文化，得到“文化翻身” （国家首任教育部长马述伦语），到如同以育成信鸽文化为目标的上海中荣中心那样，请大学动物学教授讲生物遗传，疾病防治；请国家气象局专业博士说气象与天象；请经济界人士谈赛鸽实体的规范运营；请赛鸽实战上的行家里手交流经验，探索能够普遍适用的养赛技艺与规律等，及至近期像有法学专家背景的甘忠荣鸽友那样，从法制角度数评北京李捷案件，让我们吸收许多实用的法律知识，产生对亟待完善的涉鸽法律问题的思考，推动赛鸽领域公平正义的法制建设，以有益于我们国家从赛鸽水平与文化等多方面实现由赛鸽大国向赛鸽强鸽的转变。基于对人多从好处着眼的想法，我更加强烈地感到老董的不幸去世，使我地本已略显单薄的养鸽人群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铁杆鸽友，对我地赛鸽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比我大四岁，曾在一个中学里读书比我高三届的老董，是在一个家族性爱鸽氛围里长大的鸽友。他父亲是一位与日本兵打过仗的三八干部，建国前夕南下到崇阳工作后，把家乡河北衡水的点子观赏鸽带到了崇阳饲养。他弟弟与我是从初中起到高中毕业的同学，读书时就把家里的鸽子带到教室里给同学们观赏过，然后从教室的窗口外放飞回家，以至同学们给其取了个现在碰上也有人偶尔叫起的“董点子”绰号。他母亲则是建国前夕随南下工作队到崇阳工作的女干部，时为家在武汉有一定文化背景的青年学生。老董的表哥毛翔是武汉较早时期的赛鸽运动爱好者，翻开1984年出版的武汉《黄鹤鸽志》创刊号封三，还有毛翔与武汉赛鸽名家王治国先生联合署名提供的一羽比利时连续九年，最后一次以11岁高龄获巴赛罗拉上位赏的“空前绝后”号铭鸽图文介绍。

    正是这样的养鸽背景，崇阳从1987年正式出现赛鸽活动时，早就自娱自乐养信鸽的老董是第一批与从沈阳到崇阳三线企业工作的湖北仪表厂职工于华荣、武汉知青招工到县汽车站与县印刷厂工作的管必仁、戴汉平到邻地参加大型国营企业蒲纺总厂鸽会的四人之一。随后，当时武汉养鸽名家的邱国豪、王来喜，以及老董表哥好友，在武汉鸽界有铭鸽收藏家之称“虾子”的高足环、四个零、麻赛阳、红西翁（那时在我们这儿对实为一个血统鸽的赛扬、西翁鸽，就是这么分开叫的）等系列鸽，逐渐进入崇阳。1987年我开始养鸽，老董不仅送了我几只信鸽，还于那年下半年专门带我到武汉一位籍贯浙江的鸽友邵鄂辉那儿，花半年多的工资300元买了包括武汉放徐水的85名奖鸽和几羽500公里归巢的镇江灰、红西翁在内的9羽信鸽，为我顺利地涉足赛鸽活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前些年我恢复养鸽赛鸽，一直未中断养鸽的老董又带我到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他老表毛翔家看鸽子，学技术。并将他在武汉结织的张世忠、姚传斌、张万斌等鸽友介绍给我，对我帮助很大。

    老董不仅是我实际上涉足赛鸽活动的热心引路人，而且在同一个不大的县城内呆得久了，很容易通过联姻等形式扯上裙带关系。老董的姐姐是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县财政局工作时的同事，现在市国税稽查局当书记，是我同一工作系统的领导。他先后在嘉鱼、崇阳当过武装部长，现转业到咸宁市物价局当正处级副局长的妹夫是我连襟的胞弟。照理，像我们这样的关系是不应该闹矛盾的，现在想来，我俩之间竟然产生圈内众所周知的隔阂，我也确有太多的不对之处。首先一点是我对自家的兄长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特别是在鸽子比赛出了一点成绩，或者鸽事上碰上一些让人看来有些风光的情况，就有些得意忘形，没有饮水思源，真心对自己的引路人予以感恩。其次，在老董介绍的武汉鸽友后来与我的关系超越与他的关系，特别是当老董与武汉鸽友之间出现纠纷时，我没有做好沟通与协调工作，反而态度暧昧持中庸之道，致使老董产生我胳膊肘儿往外拐的误会。

    我与老董近两年直接产生距离的事情是07年我因抽调武汉工作暂停养鸽，年初几羽套崇阳与邻市赤壁联翔特比环的鸽子分送到其他几位鸽友处养赛时，我将其中两羽特比环鸽送到了赤壁养鸽名家李红林处，以检验鸽子在平时养功较好的情况下鸽质的优劣。对此老董颇有看法，认为这是不顾及本地名誉与利益的“汉奸”行为，故极力加以阻拦。甚至夜半三更打电话给赤壁方面的组织者斥责我扰乱了比赛章法。因为两地联翔的规程上并未将赛事注明为对抗赛，特比环也是以无记名方式发售的，两地组织者便没有提出要我收回鸽子搁崇阳比赛的要求。后来我的鸽子在李红林处入围得奖，老董怨气就更大了。而我那段时间也因某些杂志采编人员打电话与我核实稿件情况，并告诉我他们半夜三更收到系我地区号的投诉电话，告发我鸽文有歪曲事实等问题，我即不由自主地将这个情况迁怒到了老董。自此，我与老董彼此间就开始保持敬而远之的关系。现看来这种并无根据的猜忌，以及处事上过于计效，缺乏雅量的表现，真是太没必要了。

    在我们乡下小地方有一个“亡者为大为尊”的习俗，现在老董离我们远去，我真后悔怎么会在拥有同样情趣的兄弟之间，因为不足挂齿的鸡毛蒜皮事弄得如此不快。如果老董在天之灵有知，我诚挚地向老哥道一声歉意，希望老哥对我的诸多过错予以宽恕。言及至此，忽然想到前些时在手头上翻过的一本当代一线鲁迅研究专家编撰的专着《一个都不宽恕》，便回头对自己此刻主张宽恕的心境进行了审视。说句实话，我们这代人文革开始时进小学，文革结束后出中学，曾被称为给耽误掉的一代人，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唯独因“学点鲁迅”,“研究鲁迅”的最高指示，较早地对鲁迅接触和了解了一二。现在看到社会上有的人以鲁迅式的尖刻、好斗为荣，有的人则在当下摘除鲁迅头上因政治气候涂饰的光环之后，站出来批评鲁迅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都是对鲁迅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鲁迅既有横眉冷对的铁骨铮铮，更有俯首做牛的侠义柔肠。这首先要明确，鲁迅绝不是自己笔下有某点儿相似于好斗的欧洲过时骑士堂吉诃德，高哼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戏文，却斗争目标混沌的阿Q.鲁迅有着脱离了自身阶级出身，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他把自己的文学归结为在此立场上的“遵命文学”。在当年国、共两大政治集团殊死斗争中，两个虽未谋面，但心心相印的伟人毛泽东与鲁迅，一个被对方称做为着中国人的生存而足踏实地奋斗者，正在井冈山的隆隆炮声中迎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另一个被对方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硬骨头，正在时为文化中心的大上海奋力反击资产阶级及其帮闲的文化围剿。鲁迅在这样的刀光剑影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掷投枪，使匕首，对敌人至死不姑息，不宽恕理所当然；但是，在无产阶级内部，他却极其厚道与注重分寸。譬如在他十分厌恶，斥之为决不是战斗的辱骂与恐吓问题上，即对无产阶级充满改变粗俗的期待与善意的规劝。他说：即使是无产者，骂人也是一种坏习惯。由此看来，我与老董同为鸽圈中人，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无阶级对立与斗争，不论在生前还是死后，讲点包容与宽恕，更有益于创建和谐的鸽坛氛围，为打造和谐社会发挥积极影响。我始终坚持认为在那黑暗岁月里也曾提出过希望自己文学“速朽”的鲁迅，在换了人间后的今天，亦会更多地“遵命”讲和谐，而不是某些与我看法相左的朋友想当然的那样，就一定会毫无“克己复礼”涵养和生存智慧地折翅于上世纪的“五七”反右运动，或文革动乱之中--太沉重的话题，罢了。

    末了，还有件事让我事后无限感慨。那就是老董出事的那一刻，公安交警接警后赶到现场，为弄清老董的身份，找到不省人事的受害人家属，交警取出老董口袋里的手机，打开电话本，搜寻首页存储电话号，头个打通的电话竟然就是我的手机电话。翌日办案交警给人提起这档有案可查之事，转告予我后，我马上想起头天晚上确实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号手机电话，其时我正与青年鸽友甘明交涉有关鸽事，依稀记得的是一交警问我是否认识手机主人，这人倒在了一辆摩的上。我还以为是某个不太熟的醉酒之人电话号，便如实告诉尚不认识手机主人。交警接着打通近年与老董保持较多联系的县工商局干部陈保国电话，才代为迅速通知了家属，将不幸噩耗传达到各有关方面。本来我的手机里也是储存有老董的手机号码的，前年他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到联通公司上班，老董一家人把原来的移动手机号码全都改换成了联通卡号，由于这两年我与他鲜有来往，不知道他的新手机号码，所以就会出现我不熟悉的来电。而得知他换号后却依然把我的手机号输在最方便提取的页面里，顿时加重了我心中的惋惜与悲伤。时值祭祀先辈与故人的清明节前后，想到老董生前的心目中其实还有我的位子，我两眼不禁湿润了。

    “老董，黄泉路上一路走好！”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为在鸽事上对我有恩的老董深深地、深深地祈祷起来。

    （草于庚寅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