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舍身”护西翁

　　1958年大跃进时期，陈飞鸿夫妻养育二女一男，陈前辈长期没有工作，仅靠夫人陈月娥女士做小工维持一家生计。省吃俭用支持丈夫养鸽子，三个孩子大的不到十岁，抱着前辈的大腿，都喊：“我饿”。陈女士还要抽出仅有的一点粮食，来喂养几只种鸽。每一只喂几粒玉米，几粒豌豆，都要数着喂。陈前辈是上海西翁鸽的共同老师，每逢周日家中鸽友很多，妻子晚上做完工回到家里，还要给鸽友沏茶和招呼鸽友，无怨无悔。因此被上海鸽友杨登元、王文林、方兆基等前辈尊称为：“师母”。

　　66年到77年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养鸽子被称为“封、资、休”严厉禁止。杨登元为了保护仅有的几只西翁种鸽，放在自己的床下饲养，被造反派发现，又转移到乡下的哥哥处，不幸又被发现。再一次将种鸽，移回上海未受到冲击军队复原高级干部何寿松住处，最后才保住西翁种鸽。杨登元前辈的养鸽经历，是老一辈艰辛养鸽的缩影，他们为三大国血鸽的品种延续、呵护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应该得到我们后辈的敬重。